近日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布吉必姆国家公园的焦土上，一场名为“人道救助”的行动，引起关注。当地政府动用直升机射杀750只野火幸存的考拉，理由是“终结其痛苦”，但动物保护组织拍摄的画面显示，部分被击中考拉仍能缓慢攀爬树干，体表未见明显创伤。那么，这场以“善意为名”的扑杀，是科学决策还是懒政之举？
事件的导火索是年初烧毁2000多公顷考拉栖息地的森林大火。灾后，幸存的考拉面临桉树叶短缺、脱水与烧伤威胁。政府最初承诺实施“兽医评估后的安乐死”，却在执行中转为高空射杀。动物保护团体指出，直升机操作员仅凭望远镜远程判断考拉健康状况，误差率极高，可能导致健康个体甚至怀孕母考拉遭误杀，致使幼崽成为孤儿。澳大利亚动物法律辩护基金批评称：“空中射杀应是最后手段，而他们跳过了所有中间环节。”
争议的核心在于决策的透明性与科学性。州政府坚称行动经过“审慎评估”，却未公开具体评估数据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数据显示，澳大利亚野生考拉数量已从2019年的8万只锐减至4.3万只，2022年其保护级别从“易危”升为“濒危”。生态学家指出，栖息地碎片化本就导致近亲繁殖与疾病传播，大规模扑杀可能进一步摧毁种群恢复能力。墨尔本大学动物伦理学者艾玛·威尔逊质问：“当考拉在火灾中失去80%的栖息地，人类的第一反应竟是消灭幸存者，这是保护还是加速灭绝？”
有网友质疑决策粗暴留言称：“如果人类遭遇灾难，会有人提议用直升机射杀伤者吗？”环保志愿者在社交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，射杀区域周边仍有未被烧毁的桉树林，引发“为何不尝试转移考拉”的质疑。这种情绪与2019年“世纪大火”中6万考拉死伤的集体记忆共振，加剧了公众对当地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不信任。
更深层的矛盾指向现代社会的灾后管理逻辑。悉尼科技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迈克尔·陈分析：“政府选择成本最低的方案——射杀每只考拉约耗资30澳元，而救治成本高达500澳元。但当财政考量压倒生命价值时，是否在默许一种‘灾难资本主义’？”这种功利主义思维与考拉作为“国宝”的象征意义激烈碰撞。用子弹解决生态危机，暴露的是人类面对自然时的傲慢与无能。
这场风波或许会成为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它迫使人们重新审视：当生态灾难发生时，“人道”的边界究竟在哪里？是果断终结个体痛苦，还是不计代价延续种群希望？在新南威尔士州的经验中——该州在2023年火灾后建立临时考拉医院，通过众筹救治了1200只伤患，成活率达68%。杀戮永远是最简单的选项，但文明的价值在于选择更难却更慈悲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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